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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文化翻译与翻译现代化
作者: 杭州市翻译协会   来源:www.fanyi110.com   发布日期:2007-11-30  

试析文化翻译与翻译现代化

陈小莺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外国语学院,杭州市翻译协会副会长,杭州)

 

 

[摘要]

近二十年来,西方的各种文化思潮及与之相关的各种翻译理论被陆续引入中国,引发了中国翻译学界对翻译研究方向的讨论。翻译理论研究的重点究竟应该放在“语言转换”还是“文化翻译”理论的研究上是该讨论的焦点之一。本文试图通过解读当前影响中国翻译研究的西方主要翻译理论来解析翻译语言研究与翻译文化研究之间的关系,并就两者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Abstract:

 

In recent two decades,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western cultural theories and related translation theories has initiated a cultural turn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academia. Our discussion concerns one of the heated debates: which is the dominant preoccupation of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language transfer or the cultural transfer. This paper tries to make a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of the effect of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ies o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studies, review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inguistic approach and the cultural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and giving the author’s own opinions.

 

 

关键词:语言转换,文化翻译,文化转向,现代化

key words: language transition, cultural translation, cultural turn, modernization

 

上世纪八十年代前,但凡涉及翻译理论的讨论,无论是严复的“信、达、雅”翻译原则,鲁迅的“宁信而不达”观点,还是钱钟书向往的翻译最高境界“化”,翻译理论关注的重点始终是源语文本向目的语文本翻译转换过程中的语言选择问题。最近二十年,西方的各种文化思潮及与之相关的各种翻译理论被陆续引入中国。其中最主要的如:奈达(Nida的“动态对等论”、韦努蒂(Lawrence Venuti的“异化与抵抗策略论”,伊万·左哈Even-Zohar的“多元系统论”,和以德里达Derrida、福柯(Foucault为代表的“解构主义”等。这些理论对中国的文化界和翻译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由此引发了中国学者对中国翻译理论研究发展方向的思考与讨论。相关的刊物上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关于“文化翻译”的研究文章,而对文本的语言研究则有被弱化的趋势。中国的翻译研究应该坚持应用翻译理论研究,还是应该从文本的“语言翻译”研究转向“文化翻译”研究,或称翻译的纯理论研究?这两种观念哪种更现代化?这不仅是一个涉及中国翻译研究发展方向的重要价值取向问题,也是中国翻译界争而未决的话题之一。

 

中国翻译界权威的观点

 

2003年《外语与外语教学》第一期与2004年《中国翻译》第一期上,笔者分别读到了两位中国翻译界权威的有关文章——《谈中国学派的翻译理论》,《论译学观念现代化》。前者在文章中认为:“中国翻译学主要应该研究应用翻译学”,“中国学派认为纯理论只能说明问题,不能解决问题,所以不能起指导作用,这是翻译理论的次要部分。”“西方译论家最多只能解决西方语文之间的翻译问题”,中国翻译界的当务之急是“克服自己不如人的心理,用实践来检验一切理论。”(许渊冲, 2003:52)后者在文章中认为,要求翻译理论对译著的质量负责,翻译的纯理论对翻译的实践有用是“幼稚可笑”的。在举例中,他把翻译的纯理论比作“建筑学教授”,把翻译实践比作“泥瓦匠”与“小木匠”,并认为要求翻译的纯理论对翻译实践直接有用就像小木匠要求建筑学教授刨木板,泥水匠要求建筑学教授漆墙一样荒谬。该作者指出,当前西方学界更为关注的是从文化层面上审视翻译“翻译研究正在演变为一种文化研究,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和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已经成为当代西方学术界的的一道最新景观”。(谢天振,2004) 涉及应用型翻译,该作者在2001年第4期《中国翻译》中一篇名为《国内翻译界在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认识上的误区》的文章中指出,翻译实践的讨论只适用于初译者和外语学习者。而对翻译界来说,“从现在起应该跳出狭隘的单纯的语言转换层面上的研究,而更多地从广阔的文化层面上去审视翻译。” (谢天振,2001)

据此,我对前者文章的理解是:中国目前的翻译理论来源于实践。我国翻译工作者在翻译实践上所取得的成就表明,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理论是“全世界最高的翻译理论”,我们今后的翻译理论研究应坚持对实践有指导意义的理论研究方向。我对后者文章的理解是:翻译实践理论要解决的是文本翻译“怎么译”的问题,此问题对西方来说,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前已基本解决了。对中国而言,最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也已基本解决”。翻译现代化包含了两个范畴。其一,借鉴西方国家在文化及翻译领域的最新经验,翻译研究应从文本的语言翻译研究转向翻译的文化研究;其二,翻译研究并非翻译专业人员的专利,要加强翻译纯理论专业人才的培养。翻译的纯理论研究与翻译实践并非一定要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本文将针对以上的讨论发表自己的拙论。

 

解读影响翻译界的西方翻译研究热点

 

关注当前中国刊物上刊登的翻译研究文章,我们会发现影响当今中国翻译理论研究方向的西方哲学文化思想主要有以德里达(Derrida)为代表的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 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的翻译理念与策略,伊万· 左哈(Even-Zohar多元系统论以及后殖民主义等理。解读上述西方思想理论可以让我们了解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来龙去脉及其理论根据,有助于我们将要涉及的关于语言翻译与文化翻译关系的讨论。

 

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 源于海德格尔的解构哲学概念,是法国哲学家德里达(Derrida)针对西方理性主义哲学传统,即其称之为逻格斯中心主义而建立的哲学流派。目的是质疑真理,颠覆二元对立的传统哲学概念,为建立多元宽容开放的社会哲学文化体制提供理论依据。解构主义的确立是通过德里达的《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语音与现象》、《论文字学》《文字与差异》等著作的发表而实现的。

德里达在他的著作与演讲里经常通过翻译研究讨论解构主义,因此解构主义与翻译常常被联系在一起,成为当代翻译研究讨论的热门话题。德里达认为“文本之外别无他物”,“语境之外别无他物”(Kathleen Davis,2004) 读写的意义是一种语境事件,意义无法提取于特定语境之前或之外。对文本的阅读,就像是对种子撒播后“踪迹的追寻。(任淑坤,2004:36)文本是无限开放的,文本的意义总处于不确定的游移状态,处于永恒的变化之中,“异延”于解构了的文本之中。文本的互文性与不确定性使阅读中的文本意义与阅读主体及其所处的特定阅读时空相关联。每次解构都会产生新意,里面的东西会不断溢出,外面的东西会不断的加入。由此可见,不存在固定的,不变的文本意义,即使那些“正确无误”的翻译,也会因为阅读主体的不同而产生错位与偏离。因为源语文本的不确定性,翻译就不仅限于对源语文本的意义传递或是对源文本的被动再现,译者必须在翻译中承担责任,做出决定。

 

在过去二十年中,北美翻译学领域中最具有影响力的学者当属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韦努蒂不但编辑了《翻译再思:话语、主观、意识》,也写了两本在翻译学方面很主要的书——《译者的隐身:翻译的历史》和《不光彩的翻译:伦理差异》。同时,他还是《翻译学文摘》的编纂者。

韦努蒂对翻译学有着多重贡献。首先,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他批评了美国国内许多文学翻译中加强本土观念和意识形态的人为因素。其次,他为分析翻译提供了一套新的术语和方法。最后,他展示了一套可供翻译者尝试的替代策略。

韦努蒂的主要观点是:在美国,翻译往往是一项隐身的工作。它将译者置于翻译的边缘地带,使译者从属于作者,将自己的声音隐藏在作者背后,或者隐藏在译语文化盛行的风格和翻译批评中。学者们总是以译者似乎能直接到达作者的态度评论他们。只有流畅,看不出翻译痕迹的译作才被认为是成功的。译者被远远地排除在高质量的文学创作和具有深度的文学分析之外。这种翻译保存了社会等级,具有政治和宗教观念。它扎根于经济生产和消费,属于文化帝国主义。他质疑有关原创和关于界定作者身份的概念,也质疑那些过于简单的“对等”概念,他发现“任何一种翻译行为都具有转化性和创造性。它们很少会是透明的,并且具有多变的解释性。译本是充满了文本间多重指代和影射的复杂文本,给译者提供了各种各样支持或抵制占主导地位的文学观念或意识形态观念的选择。”(Edwin Gentzler, 2004: 37

韦努蒂对翻译学的最大贡献在于,他提供了一个分析译本的翻译。他提出了比较研究和专案分析的方法。人文主义的翻译研究往往会因为在文本中心假定一个语义集合或强调对这个中心清晰透明的解释而掩盖多重话语和影射。专案研究并不关注那些显而易见的内容,而是那些模糊或隐蔽的部分,从而揭示矛盾的话语和译文中的冲突。韦努蒂将这种过程视为一个对“剩余”(remainder)的分析。韦努蒂通过展示翻译中的一些鸿沟和冲突,以及翻译中那些过分依赖在译语文化中占统治地位风格与价值的部分,让翻译过程显得更加直观。

韦努蒂建立了两条翻译准则:一条是流畅,另一条是异化;流畅(fluent)是指选择采用易于接受的语言和文化的词语和意象,异化(foreignizing)是指改用或选择替代语。韦努蒂认为介于两者之间的情况是不存在的。韦努蒂倡导“异化翻译”或“反抗的忠实”。他提出的“异化”是指那些抵制“同化”(domestication),流畅和透明的翻译策略。所谓“反抗的权力”(Lawrence Venuti, 2004:34是指:译者要试图重塑源语文本中那些反抗和抵制译语文化中盛行的形式和价值的特色,从而使译者在忠实源语文本的同时有效参与译语文化的改善。

 

“多元系统”(polysystem)指的是在特定文化里各种文学系统的集合。它把人类社会的各种学科如哲学、美学、符号学、传播学、语言学、文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意识形态看成是一个相互关联的系统。多元系统可以由不同的成分或系统组成。这些成分与系统在多元系统中相互选择、相互依赖、或相互斗争,它们有时处于系统的中心,有时被推至边缘,但它们是一个有组织的运动着的整体。首次提出多元系统论的是以色列哲学家伊万· 左哈(Even-Zohar),他用这一理论来说明多元文化系统中各种成分与系统在相互依存,相互斗争过程中的地位变化。

翻译是由一个由多种元素组成的、非常活跃的语言文化系统,翻译系统在文学的多元系统中不会永远处在边缘位置,它有时也可以占据中间位置。人们因此必须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待翻译,重视翻译的文学地位与作用。翻译受到多种相关系统的制约,它不再局限于原文和译文间的语言等值转换。译本是存在于目标系统中的一个实体,译者要关注它的各种性质,“把翻译和译作与所产生和被阅读的文化语境、社会条件、政治等许多因素结合了起来”。(谢天振,2003)

 

后殖民理论是一种集文化政治理论与批评方法于一体的集合性话语,其理论的成熟以萨义德(Said)的《东方学》的出版为标志。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主要探讨涉及东西方文化的话语权利、种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等问题,目的是倡导多元文化研究,消除权威,探讨后殖民时期东西方之间由对抗到对话的新型关系,改写现行西方文明主流话语的地位。

由于历史、经济等方面的原因,“西方与东方之间存在着权利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张柏然.秦文华, 2004: 113)。强势文化译入母语“主要指英语”的外语作品远远不如自身作品译成外语作品多;反之,弱势文化译入母语的外语作品大大超过强势文化译入语母语的外语作品。为了追求所谓的“透明”与通顺的原则,英美翻译者把译入语社会的价值取向、意识形态加入原文,抹去源语语境中的文化差异,这种“归化”的翻译策略是一种变相的文化侵略。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间的信息传递,也是不同国家与民族间意识形态的转换和传递,文本的解读要从语言内部走向更为广阔的社会、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语境。翻译者要从多元共生,文化互补的原则出发,考虑文本的引入和翻译的策略,重视隐含在文本间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阶级、宗教、性别话语。

                      语言翻译与文化翻译的关系

在对上述影响并引发中国翻译研究从文本语言翻译向文化翻译转向的西方文化理论与策略的解读过程中,无论从哪个门派,我们都可以得到这样的信息:翻译是一个多元的文化系统,译本是充满了文本间多重指代和影射的复杂体,它给译者提供了各种各样支持或抵制占主导地位的文学观念或意识形态观念的选择。任何一种翻译行为都具有转化性和创造性。它们很少会是透明的,并且具有多变的解释性。翻译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范围内的社会和文化准则,这种不统一的事实表明了文化在其中的参与作用,因而对文本的翻译实质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翻译。

但解读过程中,我们似乎没有解读到文本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在翻译的多元系统中,语言的转换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它该处于这个系统的中心还是边缘?钱钟书说过,由于一国文字与另一国文字之间存在着距离,“翻译是一个艰辛的历程。(钱钟书,1996:80霍尔姆斯(Holmes)则认为,翻译是一个主观的过程,译者会在翻译的过程中作出种种抉择,那些初步的抉择会影响其后面的决定,这些抉择和决定都是主观的,有时候则是出于意外。译本的质量取决于翻译者的修养和内涵。他同时认为翻译学应当为增进和完善译本的质量而服务。文本的语言转换是实现文化翻译的基础,不论文本的意义处于什么样的游移状态,我们在何种语境中对其进行解读,都必须通过语言文字来实现的。

解读韦努蒂的“异化翻译”或“反抗的忠实”的翻译策略,我们会觉得它与中国传统翻译理论所提倡的“信,达,雅”或曰“信,达,优”有异曲同工之妙。“信”与“达”可以等同于“异”,而“雅”与“优”难道没有隐含着“流畅”与“忠实的反抗”吗?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钱钟书先生认为:“好译本的作用是消灭自己;它把我们向原作过渡……拙劣晦涩的译文无形中替作者拒绝读者……”(钱钟书,1996: 81我们由此可以看到在文化传播过程中,文本质量的重要性。文本转换的文化内容再先进,如果没有优秀的语言作为依托,就会丢失阅读的主体,文化的转移也就成了一纸空文。如果说翻译学诞生的初衷是为了完善和帮助翻译实施,发展到今天确要自成体系脱离纯文本转化成对文本以外的研究,那么它的自成体系是否要以忽视其初衷为代价呢?

                                      结论

从多元系统论的角度分析中国文化现状,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文化目前尚处于世界多元文化体系的边缘。就翻译事业来看,我们一直以来译入更多的是西方国家的文本。相比之下,译入西方语言的中文文本的数量呈弱态状。客观地说,我国翻译界的“失语症”并非完全是由于西方话语霸权造成的。中国语言与西方语言在很大程度上的不对等差异,造成了中文转换成西方语言的特殊难度。我们的翻译弱势主是由语言转换的困难造成的,这是当前翻译工作存在的主要矛盾。中国的语言文字系统庞大而繁复,我们不能说中西文互译中大量的不对称语言转换,已没有进行理论研究的必要。割裂了语言转换的文化翻译研究不能与翻译研究现代化划等号。翻译理论关注文化层面的理论研究固然重要,但离开了对语言转换的研究,文化翻译研究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翻译研究方向的选择上,文化理论与语言转换研究孰轻孰重,我们应该把握好方向。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的崛起欣起了西方人学中文的热潮。我们可以期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的作用下,我们的翻译事业会在世界的多元大系统中不断地向中心靠拢。

 

参考文献:

【1】       Edwin Gentzler. ContemporaryTranslation Theories.Shanghai Foreign Langage Education press.04,2004

【2】       Lawrence Venuti.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Shanghai Foreign Langage Education press.06,2004

【3】       Kathleen Davis.Deconstruction and Translation. Shanghai Foreign Langage Education press04.2004

【4】       谢天振.国内翻译界在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认识上的误区.《中国翻译》2001年第4

【5】       谢天振.多元系统理论.《外国语》2003的第4

【6】       谢天振.论译学观念现代化.《中国翻译》2004年第1

【7】       许渊冲.谈中国学派的翻译理论.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年第1

【8】       张柏然.秦文华.翻译研究再思――后殖民主义理论对翻译研究的启示.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1

【9】       任淑坤.解构主义翻译观刍议――兼论韦努蒂的翻译思想和策略.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年第11

【10】   钱钟书.七缀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2

 

 

本文发表在省社科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