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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荭:译事作为文学生活的一种方式
作者:    来源:    发布日期:2013-9-21  

来源:文艺报   

 黄荭,生于1973年,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主要译作有《梦》《外面的世界II》《玫瑰的回忆》《小王子》《人类的大地》《花事》《然而》《解读杜拉斯》《爱如何降临》《对面的疯子》《秋之蝇》《战斗的海狸》等。
  语 言
  说到翻译,首先绕不过去的话题是语言。歌德说过:“谁不懂外国的语言,谁就不懂本国的语言。”我们打小说汉语,不会去深究,“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只有当学习了一门外语,有意识地去了解语言的构成和特色,有了对比分析,有了距离,可以退开一步,回望熟悉到已经忘记它存在的母语时,或许才能看清楚其中的真意。陶潜说:“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到了忘言的地步才是最高的境界——“妙不可言”、“不可言传”的诗意,还有语言和语言之间转化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翻译中的不可能性往往承载了更多的诗意。
  语言是一个渡口,学习外语就是从此万水千山,漂洋过海,看见别处的花,遇见别处的人,读到别处的书,经过别处的风景,被他山的石头硌疼了脚,被他乡的饭菜吃坏了肠胃……文化冲突的具体表现就是“水土不服”,而“人文教化”说白了就是放下自我、入乡随俗。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他乡来确认故乡的模样,需要别处的生活来印证此处的生活,印证我们自己作出的一种选择。
  再说到文学和生活,其实,从小时候懵懂地背古诗开始,文学、诗歌就已经不知不觉进入到生活,只不过我们一直没有意识到,是它们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态度和艺术品位。因此,文学生活,或者说文艺并不是小资情调,它是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文学就像另一个维度的真实,从书本中获得的知识和领悟往往超过了我们在现实生活里得到的经验和教训。梵乐希在《幻美》的末章《棕榈》一诗中很好地诠释了人生和艺术的关系,粱宗岱先生译得也好:“忍耐着呀,忍耐着呀,在青天里忍耐着呀!每刹那的沉默,便是每个果熟的机会!意外的喜遇终要来的:一只白鸽、一阵微风、一个轻倚的少妇、一切最微弱的摇撼,都可以助这令人欣然跪下的甘霖沛然下降!”人生和艺术都是漫长的修行:起初的忍耐是一种积累、在寂静中慢慢等待,等待果实成熟,等待让你惊喜的相遇,等待心灵与心灵的投契。最后艺术家欣然跪下,是对自然、对缪斯、对神的感恩。
  翻 书
  我的生活很简单,无事花草,闲来翻书。我的经历也很简单,读书、译书、教书、写书。我知道自己早已不再是单纯的读者,学了法语后,翻书于我,多半就有了双重的含义,是随手翻,也常常是随手译。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阅读经验定格了我对人、对事、对生活的看法,而我居然也在别人的故事和文字里听到了自己心底的“回声”。说到底,我也只是一个“回声”(Echo),一个跟在作者身后亦步亦趋、人云亦云的读者:作者创造,我再创造;作者思想,我再思想;自以为是“我注六经”,殊不知懵懂里是“六经注我”。我的三本书《经过》《闲来翻书》《转身,相遇》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是翻译的副产品。有朋友跟我说过:“时间就像中药,有疗效,但很慢很慢。”我觉得阅读、翻译和写作也一样,都是一种慢慢的滋养,在漫长的修炼中渐渐化蛹成蝶。我知道自己自始至终爱上的不过是一个“无聊的消遣”, 虽然手里抓着的是青春的尾巴,我仍然愿意“用一朵花开的时间”,去邂逅一本书的浪漫。
  “闲来翻书”也是我对翻译的态度。我们处在一个求快的消费时代,但读书、翻译、做学问是需要真正静下心来,需要有“闲工夫”去慢慢做。除了闲,还要自己喜欢,并且坚持。因为在今天,文学翻译对译者而言,多半是个寂寞、吃力又不见得讨好的苦差事,对像高校这样的教学科研单位而言,翻译得不到重视,不算科研成果,挣不到“工分”。译者和译者、和外界的交流不多,不像梁宗岱先生那个年代,译者和译者、译者和作家、译者和艺术家之间交往很多。我们在梁老的书信中,可以看到他写给徐志摩、梁实秋、李健吾、梵乐希、罗曼·罗兰、刘海粟、朱光潜等人的信,俨然各大门派华山论剑的架势。话说回来,外国文学翻译不算科研成果是件很荒谬的事情,试想一下:如果翻译出版市场的外国文学翻译无以为继,如果没有保质保量的当代外国文学适时有序地补充到中国知识界的阅读视野中,外国文学研究将何去何从?如果学术界重研究轻翻译的风气不及时扭转,如果出版界不改变翻译工作强度大、报酬低的现状,那么别说外国文学佳作的翻译质量得不到保障,恐怕好译者很快都要成为濒临灭绝的物种了。
  自 我
  学习很重要,做自己也很重要。周国平在《拥有自我》中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尽管世上有过无数片叶子,还会有无数片叶子,尽管一切叶子都终将凋落,我仍然要抽出自己的绿芽。”这也是我们对待文学的态度。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人在阅读,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阅读成就了经典。同时的确存在人与他所读的书之间相互影响的问题,融入了自己的阅读才是有效的阅读。任何有效的阅读不仅是吸收和接受,同时也是投入和创造。享受阅读吧,因为它让你在似是而非、非你非我的过程中发现事物的本真。
  “阅读是呼吸,翻译就是如鱼饮水,知道冷暖,我饮了别人的文字,于是那文字便也有了我的温度。”鱼儿喝了一口水再吐出来,虽然这口水又复归于河海,但它有了你的温度。我觉得任何翻译都是有温度的,这个温度是译者给予的。很多人在研究时往往忽视译者的存在,我也是在学了外语、做了翻译后,才知晓翻译的甘苦,才会去关注译者,好的译者会成全一本书和读者,而糟糕的译者对一本好书的打击往往是毁灭性的。
  遇 见
  翻译虽是一件寂寞的事情,但是翻译活动却促成了很多“遇见”,遇见是我的书《转身,相遇》的主题,也是我对待文学、对待人生的一贯态度,是一种在路上的心情和期许。翻译虽然孤独,但是在孤独中却可以伸出很多触角,接触到不同的领域,和各种人建立联系。卞之琳的《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诗很短,意味却深长。在人生不同时期,我们承担的角色不同,有时一人分饰多角也不一定。小时候希望自己是桥上看风景的人;长大后含蓄了,更喜欢躲在楼上偷看;现在的想法更朴素,觉得能做一座桥、一扇窗就很好,可以让你遇见他(她),可以让他(她)看见你。译者的身份更像一座桥或一扇窗,而桥和窗自身也可以是一道风景。
  梁宗岱、徐志摩、梁实秋、鲁迅、茅盾、施蛰存等老一辈翻译家,在迻译外国文学的同时也成就了自己的文学,成就了从文言文到白话文过渡的新文化运动。现在有些译者把自己的地位降低了,认为作者高高在上、神圣不可侵犯,而译者就要亦步亦趋、低到尘土里。我觉得这个想法是不对的,好的翻译文本是译者和作者的一种神交、一种共鸣、一种合拍。梁宗岱先生在面对罗曼·罗兰、梵乐希这样的大家时,一直都用平等对话的姿态来与之交流,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学习。
  我译过很多作家的作品,女作家有柯莱特、杜拉斯、萨冈、波伏瓦、内米洛夫斯基、萨勒娜芙、班科尔……男作家像罗曼·罗兰、勒内·夏尔、圣埃克絮佩里、菲利普·福雷……在南京先锋书店做《转身,相遇》新书读者分享会时,嘉宾周宪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他说我译女作家的作品要比译男作家的作品好,又说我译坏女人的作品比译好女人的作品好。我当时被逗乐了,反问他好女人和坏女人的界线在哪里。我也把自己翻译的女作家分两类:一类极其感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未脱小孩子心性,更符合我的性格;而另一类则是理性的,用法国人的说法是“长了男人的脑袋”,擅长理性思维和逻辑分析,像波伏瓦和萨勒娜芙,我在翻译时就有点小畏惧。这也说明翻译有很强的选择性,聪明的办法就是扬长避短。但我也不后悔翻译了自己不擅长的作品,因为这些原本在阅读视野之外的作品,因为翻译的机缘进入视线,它呈现的是另一个陌生而丰盈的世界,比如萨勒娜芙的《战斗的海狸》让我更了解波伏瓦,从而更了解女人的生存境遇,从某种意义上更了解作为(成为)女人的自己。
  选 择
  梁宗岱先生曾说,一件艺术品是“想做”、“能做”和“应做”之间一种深切的契合。之所以“想做”,是因为文本吸引你,它跟你是契合的,有共鸣的。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小音乐,如果要译的文本跟内心的小音乐合拍,翻译起来就会得心应手;如果不合拍,就会觉得哪儿哪儿都不舒服。之所以在翻译前要研读文本,也是要找对调子或风格——原文的风格和译者可以呈现的译文风格。
  但有时候想做的不见得就是力所能及的,有些文本很美,你懂得欣赏,但真正操刀去翻译却有心无力。所以翻译前要判断是不是“能做”,不能做就诚实地表示自己做不了,要负责严谨。“应做”是一个更高的境界,是站在本国的文化立场上去选择、去“拿来”,像“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学贯中西的老前辈就是特别有历史使命感的文人。
  法国作家菲利普·福雷是一个很好的学者,没想过要从事文学创作。后来他女儿查出来患了骨癌,4岁就去世了,他开始写作《永恒的孩子》以及之后的《纸上的精灵》。我翻译的《然而》是他的第三部作品。他一直没有从丧女之恸中复原,希望通过别处的风景去冲淡这份无法慰藉的哀伤,《然而》就是他和诗人小林一茶、小说家夏目漱石和摄影师川端庸介的“相遇”。这个文本之所以特别打动我,一是死亡一直是引我沉思的主题,其次是文本弥漫出来的诗意和这种诗意对翻译提出的挑战让我着迷。我在中学时代写诗,上大学后被法语苦苦摧残,弄得诗意全失。留校做老师的头两年,生活仿佛又放慢了脚步,于是整理了一些旧时涂鸦,也译了几首勒内·夏尔的诗歌。但译诗很难,我很快就放弃了。翻译《然而》让我觉得又回归了以前的自己,回到过去对诗歌的热爱,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翻译是遇见也是重逢,你遇见了一个合拍的外国作家,同时也重逢了或已失落的自己。当我把小林一茶的俳句从法文翻译成中文的时候,我也享受了阔别已久的写诗的乐趣。“是的,一切皆空 / 过客、烟云、寂静 / 诗云”。
  如果译者对文本没有感情,它没有吸引你、打动你,那么文本经过译者翻译出来也很难打动别人。译者要投入感情,译出来作品才会有感染力。《然而》整本书都萦绕着一抹色彩。这种色彩特别契合我翻译时的心境,稍有点年华老去的感觉。
  爱 情
  有时候是因为作品而想去认识作家,有时候是因为作家而想去阅读他更多的作品。这种文学的相遇很多人都曾用不同的譬喻去形容过。许钧说翻译是一场艳遇,被毕飞宇引用后变得非常有名。“艳遇”或许更多是男性语汇,有猎奇、偷欢的意味,我更喜欢袁筱一的说法,她认为翻译和爱一样,是最难的事,但虽然难,却不能不做。爱情给人的感觉似乎更执著、更投入,也更女性吧。
  把翻译比作爱情的确很贴切,有些文本令人一见钟情,如《小王子》《玫瑰的回忆》《花事》《然而》,我对它们是一见倾心。但也有些文本令人日久生情,书是别人介绍的,就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样,一开始不见得对上眼,但朝夕相处下来,慢慢体会到文字的好,慢慢有了感情有了依恋,比如杜拉斯、波伏瓦、萨勒娜芙。
  也有一些作家会在人生不同阶段以不同形式跟你多次重逢。对于我,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杜拉斯,我1997年翻译《外面的世界II》之后做关于她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外面的世界》是杜拉斯写给报纸杂志的文章集子,很芜杂,所以翻译前和翻译中要查很多背景资料,请教很多人,文字的愉悦在某种程度上被繁复的资料查证冲淡了,当时只觉得翻译很难,南京的夏天又特别闷热,难免有一点焦躁的情绪在里头。《外面的世界》并不是让我眼前一亮的作品,不过因为翻译它,我阅读了杜拉斯很多作品,做了一些研究,所以译完我对她已颇为了解,可以说给我打开了一扇门或几扇窗,因为她的领域宽泛,涉及戏剧、电影、政治、音乐……我喜欢杜拉斯是因为她给了我想要的触角,经由她可以接触到各个领域和不同的人。
  复 译
  复译文学经典跟初译作品感觉不同。我复译的作品不多,有《小王子》和《人类的大地》,因为圣埃克絮佩里是我特别喜欢的作家,所以当出版社找我重译《小王子》时,我开心得不行,一个非常孩子气的梦圆了:我只想有一个自己的版本,在暗夜里,可以用自己的声音把这个故事再说一遍,说给自己听。英文译者孙仲旭也谈到:“喜欢到了极点,就有这样的感觉:‘我要咬你几口才过瘾!’我的咬法,便是重新译一遍。对自己特别喜欢的作家,以后有机会时,或者仍不会拒绝。”成熟的译者,碰到自己喜欢的作品,还是希望跟文本有一段情缘,这是译者的“力比多”。很多经典作品在复译中有了新生命,但如果出于追求某种商业利益,宣扬自己做出了一个最好的译本、其他译本都错误百出云云,这种态度是特别危险、特别要不得的。复译有助于提高翻译质量,读者会有更多的选择,这是一定的;但是过多的扎堆复译还是有点浪费资源。
  说到翻译态度,法语界很多老翻译家都值得学习。罗新璋老师曾很尖锐地指出了我行文的缺点,他说年轻一代都有这个通病。老一辈翻译家有古文功底,遣词造句简洁凝练,罗老师的《红与黑》译好后校稿时删去了3万字,而现在年轻译者的毛病就是“的的不休”,一句话好几个“的”,显得句子拖沓啰唆。对作家、对译者而言,“节省语言是基本的美德。要养成一种洁癖,看见一个多余的字就觉得难受”。又比如周克希先生谦称自己几十年翻译的经验和感悟只是丛生在译文边的杂草,他在《译边草》的后记说翻译“只因为热爱”,而这热爱和坚持最难能可贵。
  一个好的译者、好的作家也一样,不追求著作等身,而是把心思花在质上,在“精”上做文章。梁宗岱先生有个说法:好译文是改出来的。做翻译是在寂寞中成就文字的圆融,里尔克写给青年诗人的信中说:“你要爱你的寂寞。”因为心灵是在寂寞中成长的。
  “译事无成”,这是南桥一篇文章的题目,或许在很多人眼里也是如此,但在我,译事最大的收获是在阅读、翻译的过程中,认识并成为了自己。